盛夏里一个工作日的午后，某一线医院大厅内客流稀少，显得有些寂寥。
20岁的王蔷和妈妈从问诊室里走出来，女孩长了一张模样稚嫩的高中生脸，妈妈看上去也十分年轻，至多四十岁出头，她搓着女儿的手，用期待的语气既是劝也是问她：怎么样？
王蔷仅略微犹疑了几秒，表情平淡地扯了扯嘴角，“都行。”
站在大厅内，母女做了简短商量，决定预约次日早晨来做双眼皮手术，且预付了块定金。这是妈妈第三次“陪”王蔷来咨询了。考虑到工作日人少，她特地请了假。但在王蔷那儿看来，妈妈是“带”她来，而不是“陪”。
一个穿修身白大褂、身材高挑、白皮肤大眼睛的女医生站在她们身后，哪怕戴着口罩，也从眉眼间看得见她正做出一个标准的职业性微笑。
“一个笑会让客人放松，医院里‘看病’，而是在平等地商量事情。”看上去不超过30岁的谭医生坦然地说，她不随便透露自己的年龄，“你看我多少岁，就是多少岁。”她笑笑。
电影《整容日记》海报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说：“上帝给了你一张脸，你却自己造就了另一张。”
这句话本身意指容貌和心灵美丑，如今却被无数次用来形容现代社会的“整容”风潮。
在某种所谓冷静、客观的视角下，“整容”被与“外貌焦虑”挂钩，而人的外貌焦虑往往隐藏着关于自我认知、成长的焦虑，更进一步说，还潜伏着存在的焦虑、爱的焦虑。
如今，消费社会普遍将整容换一个词称作“医美”，词义的道德批判感似乎被削弱了一些。“医”以致“美”，互联网和医美行业的塑造，将“美”这一价值判断从一种主观感受，逐渐倾向一套相对固定的公式。
据年的行业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已万人。从消费者年龄来看，19岁以下占比达18.81%，20~25岁年龄段人数最多达到40.41%，“整容热”的波及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刷屏的双眼皮广告
在医美行业，未满十八岁的成年人须得由父母随同才能消费，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儿女主动与父母商议达成一致共同求“美”，改造“原身”，而另一部分，是被父母，多数情况下是母亲，“威逼利诱”到整容院的。
当然，“利诱”的成分占多数。给女儿灌输“容颜即红利”的母亲不在少数，在她们眼中，规劝孩子通过后天技术变美无可厚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已是迂腐陈言。
拥有七年整形经验的执照医师胡妍总结，在她遇到的25岁以下女性客人中，大约三分之一是父母带来的，其中九成以上都是母亲陪同。剩下一些有意向整容的女性，又呈现两极趋向：要么年纪更小，瞒着父母来，要么已经是靠近中年、经济独立的女性了。
胡妍认为，常见的两极分化——支持或不支持，一半因为经济，一半因为审美。
仅谈论占比最多的女性，那些拥趸着女儿来做医美的母亲，大多自身条件不差，穿着打扮得体或时尚，她们表现得比“患者”往往更热忱。
如果没有妈妈，我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丑”
王蔷是去年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她的第一直观感受是“前十八年我活得都不像个女人”。最后一个词换成“女生”、“女孩”也是一样的，“顶多勉强算个女学生”。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割双眼皮本来不是她自己的打算。去年高考结束后的夏天，妈妈就开始旁敲侧击地提示她“双眼无神”，学生时代不敢这么说，怕备考压力重上加重，“天天埋在书堆里，谁都是双眼无神。”王蔷自嘲，“我甚至没注意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到底长的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妈妈的“善意提示”终究让她心里“咯噔”一下，她思索片刻后补充道，说是“刺痛”也不无合适。她从小是那种温和文静、谈不上优异却足够省心的女孩，与妈妈的关系也“平淡无奇”——“不会说过于私密的话题，比如早恋，但也会感受得到彼此的关心。”
但第一次妈妈向她提到“整容”的时候——她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个动词，妈妈在吃饭时站起身去接水，自然得不能再自然地顺口说道“暑假那么长，你都可以去把双眼皮做了”。
电影《狼狈》剧照
这话给王蔷带来的感受很微妙，似乎有一种新的东西闯入了她十八岁的人生规划中，而这个新东西在妈妈那里，听上去却是蓄谋已久，且不无寻常的。
她第一次没有回应，味同嚼蜡地反刍着那句轻描淡写的“建议”，回屋后望着镜子想：我长得很丑吗？
从来循规蹈矩的她对“整容”的第一意识，是要“去丑”，手术不便宜，风险也必然存在，是为那些主观认为自己“丑”的人准备的。
无可厚非。她这么茫然地想着，也没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个事，转眼夏天便过去了。
“主观”意识的滋长是在踏入校园大门后，南方城市的大学，女孩子们似乎个个都光鲜亮丽，也许是对“不完美”的容貌有了一个心理铺垫，她特地在入学后的前几个月就留心观察校园道路上、教室里，还有自己同宿舍的女孩。
“二十岁的女生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王蔷回忆第一次产生外貌自卑心时，“不是网红脸，但个个看着都很舒服，至少——很精神，有活力。”
而不染脂粉的青春女孩，“有活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与“自信”和“魅力”划等号。
电影《狼狈》剧照
王蔷花了大把时间偷偷照镜子，越看越觉得自己“睁不开眼”。高中学过生物课，单眼皮纯粹是遗传基因导致，自己这副没精打采的“死样子”，“的确怪爸妈”。她开始泄气了。
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一年，妈妈在电话里也曾有意无意地提及几次，直到下半学年开学后，王蔷忽然感觉，自己是时候“脱下高中校服”了。“高中校服”是一层心理的壳，用平静、内向，及所谓“天然”的寡淡把她笼罩。
这一年的心理纠结，她也说不上来是妈妈说服了自己，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妈妈没有在去年第一次开口提到“整容”，她或许还是会一如既往“不那么关心自己的长相”，“我虽然不好看，但也不难看”。
如果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比起“变美”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被要求“变美”。尤其是当掷出这一他者凝视目光的主体，是自己理论上最亲密的父母。
割裂又重生的关系
21岁那年，李梓的母亲第一次向她提出整形的建议，她的第一反应是“懵”，旋即拒绝。但后来一段时间，母亲愈加频繁地旁敲侧击，经常聊着聊着天就突然将话题移向整容。这让李梓感觉“就像询问一个高中生是否考虑买一辆汽车。”
她为母亲的执意感到好笑又好气，母亲却总将“为你好”三个字挂在嘴边。
电影《SomeFreaks》剧照
李梓从很小学会将这个世界当作一面镜子，通过身边人对自己的态度，她心底一直清晰地知道：我不够“漂亮”。
从小到大，没有人夸她“可爱漂亮”，班里没有男孩子主动帮她搬书架和卷子，考上心仪的大学，数年如一日地形单影只，她也做少女的爱情梦，期待着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直到别的女孩告诉她“男孩子都看脸”。
“让一个女孩承认自己不漂亮，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需要一刀刀割掉那些自尊心的触角，掩埋那些本能的难过，将自我压低、缩小，放进那个叫做‘普通女孩’的玻璃盒子里。”她在日记本里写。
但没想到，第一个公开嫌弃自己外表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最亲密的妈妈。
与妈妈因为整容问题爆发过口角后，大二的一天，她被告知母亲检查出身体里存在恶性肿瘤的可能，电话里妈妈说，“你变更漂亮一点，可能很多东西会变得更好一些呀。”
这句话让李梓猝不及防，她没想到，在这种时候母亲还没忘记这件事。正怅然，母亲转眼已经医院。
李梓忽然意识到，自己和母亲的对话“一直都被封闭在两个互不理解的真空里，像电影《降临》里科学家和外星人的对话。”
最终，她主动“妥协”一步，踏入了母亲的“阵营”。
那个寒假，李梓和母亲走进整容机构，她牢牢记住了电梯门口的粉色海报：一位穿米色丝绸礼服、线条凹凸、五官精致的女模特。她暗忖：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将无数次在电梯的开合间凝视这块招牌，在这位模特得体的目光中见证自己的混乱与溃败。
经过数次咨询，母亲和医生商议好了一种隆鼻方案，母亲兴冲冲地给李梓打预防针：“这个不痛”，医生则在旁边笑着说：“怕痛啊？傻姑娘。为了漂亮，这点小痛才不算痛。”
后来，李梓在日记本里写下在手术台上的感受：（缝针的时候）每一针刺入，都有一种圆钝的痛感，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心脏起搏器提起又放下的病人，因为疼痛而震动、抽筋、收缩、颤抖。每疼一下，我就数一下，大概八次。
从手术台上下来时，李梓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困惑：为什么健康的人要主动把自己送进手术室承受痛苦？
再后来，母亲的复查结果显示没有问题，这件“小事”很快被时间掩埋。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李梓洗脸时忽然发现鼻子流血，去年动刀的伤口出现肿块，紧接着的几天内迅速发脓、长出肉球。
医院，医生们像研究尸体一样围着她的“新现象”诊断。“毛孔发炎”、“伤口感染”、“材料排异”等猜测在每一次复诊里被提起。
李梓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机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磁场，一旦靠近它，就会想要听从它，认同它，并失去所有抵抗力，吸走她身上全部的理性和勇气。
后来，当年让她“变漂亮”的那个医生当即决定：需要再来一台手术割掉肉芽，取出假体。
手术前一晚母亲大哭，后来李梓才知道，母亲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都说假体取出手术的风险极其大。
手术还是在当年那个手术台上进行，熟悉的灯光，熟悉的医生。李梓感受到有人在拉扯自己的脸，但她已经没有了痛觉。手术灯关掉，这一次，没有人给她递镜子，她仓皇逃了出去。
电影《狼狈》剧照
妈妈将她抱在怀里哭，“对不起，你受苦了。妈妈错了，妈妈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强迫你。妈妈迷失了。”
李梓也哭了，眼泪的成分有三：一是委屈，二是惊喜——手术没有失败，她没有毁容，三是她愈加感受到了为自己人生做决定的信心和勇气。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脱离于母胎后的个体，又是谁在控制谁的身体，谁在掌控谁的生命呢？
我妈舍得砸钱，我却不敢动刀
当然，也不是所有整容的母女，都会闹得如此撕心裂肺。更多人清楚，“一分钱一分货”的准则在商业化的医美行业至关重要。当下国内医美机构鱼龙混杂，据《~年中国医疗整形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报告》数据，我国正规的医美机构约有家，而无证经营的“黑诊所”则超过6万家，是前者的6倍之多。
疫情快结束的六月盛夏，佩佩在妈妈的陪同下，分别在两个一线城市做了双眼皮手术和隆鼻手术，总费用超过十三万，光隆鼻一项就花去七万多人民币。
这七万块钱在三十分钟内就流走了。佩佩往自己鼻梁里注入的不是传统的玻尿酸，而是一种特殊的胶原蛋白，据说来自猪身上某个部位的胶原蛋白。
电影《整容季》剧照
“过几年还是会被吸收，假体才不会吸收，但要开刀，太可怕了。”
佩佩今年大三，开学大四，从高中毕业开始，妈妈就催促她去“整整脸”。“单眼皮不一定丑，但双眼皮一定更美。”妈妈先用双眼皮“开刀”，兴冲冲地说。
佩佩一直挺喜欢自己的容貌，单眼皮，不算白但干净的皮肤，瘦长脸，“别人都说我好看，为什么她觉得我不好看？”她不解。在这个夏天以前，她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就算我不符合传统的“漂亮”标准，我自己开心，我喜欢的人觉得我好看，不就够了吗？
年，始料未及的疫情，让佩佩不得不花整个上半年和妈妈紧密相处。24小时的朝夕相处，妈妈重新开始搬出整容的话题絮絮叨叨。
受不住软磨硬泡，几个月后，佩佩终于答应去医美机构看看，“闲着也是闲着”。但她最担忧的是手术过程，她怕开刀，怕疼。
最后，在妈妈和医生的多次协商下，佩佩在眼、鼻、脸三个项目中，接受了一次开刀：割双眼皮。
双眼皮和瘦脸两个项目加起来，机构抛出的原价差不多十七万，佩佩吓了一跳，硬拉着妈妈砍价，母女两最终竟以五万块拿下。
在这之前，佩佩和多数人一样，都以为医美机构不能砍价。
佩佩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没有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主动，妈妈的视角，也是“他人”的一种视角，何况，做了几个项目后，男朋友也夸她变好看了。“当然，以前也好看。”她用一如往常的自信笑笑说。
这或许得亏妈妈没有过度用“批判性”的语言数落女儿的外貌，更多是“先欣赏，再建议”。
从小到大，文文不大敢在家里照镜子，照久了，母亲就会在后面阴阳怪气地说，“以为自己长得好看？”
当然，多数情况下，父母口头的“嫌弃”，真的只是带有宠溺意味的玩笑而已。图为电视剧《请回答》
电视电影里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但大多是善意的调侃。然而对文文来说，这是母亲的真实想法——或者说，“定罪”。
“定罪”的意思是：儿时家庭给予自己的印象，会伴随自己成长乃至一生。
长大后，偶尔有人会夸文文长得漂亮，但自卑感长久地深埋她心底，直到大学毕业二十三四岁，也还没谈过一次恋爱，总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喜欢的男孩子。
颜值，这个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但在文文心底，“值”这个概念一直无形中贯穿着她这些年的思想行为。
母亲在她大学快毕业时隐晦地向她提及整容，她有些茫然：家里经济条件不说糟糕，但也谈不上富裕，花几万块在一张“丑”脸上，值得吗？
虽然自卑，但并不意味着不自爱。文文是那种割破手指、擦伤皮都会心疼自己的人，更不会为了人们口中的“美”去动刀子。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实际上，佩佩、文文和李梓终究是少数。她们有多让人唏嘘，就有多让人“艳羡”。同样处在二十多岁，渴望靠医美改变容貌的女孩们，更多面临的不是妈妈们的“利诱”，而是“力阻”。
在整容这件事上，天下母亲并不同款。对那些正为容颜所累的她们而言，费用是一座大山，与父母的协商，或者说，对抗，是这匹大山上的顽固荆棘。
她们感慨：我什么时候能有个这么开明的妈妈。
大学毕业这年，桔子想去改善一下自己塌鼻梁。从高中到大学，她一直在央求妈妈同意自己做医美，原先双方约定好的“成年后就让你去整”的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
不仅如此，妈妈的反对态度反而愈加强烈。“在她眼里，整容形容于伤风败俗。”桔子记得有一年因为牙齿不整齐去补牙，妈妈对此也甚不满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说。
大学期间，小孚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八千元人民币，这笔钱她没有告诉爸妈，自己拿去偷偷开了眼角，可终究还是被妈妈发现，并威胁她说，再整容就与她断绝母女关系。
桔子忿忿地想，“等我毕业，她马上又会开始催我找对象，可我长这一张脸，哪有信心去找男朋友。”
俗称“子不嫌母丑”，这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说得通的，生养之恩往往不会给予儿女嫌弃父母长相的资格。而反过来，当父母对子女的长相作出负面批判，“嫌弃”的情感成分也会被放大，在亲密关系之间暗暗筑起一种微妙的隔阂。
年一档节目《和陌生人说话》里，富家女吴晓辰受母亲影响，不满30岁已整容超过20次，前前后后花费逾多万。用她自己的话形容，“脸上就是一栋楼”。
抱着“我女儿不能这么平凡地过完一生”的观念，妈妈在吴晓辰14岁就医院。吴晓辰的记忆中，整容在她们母女之间是很早就常见的事。小时候妈妈经常很晚回来，包着一头纱布。
她确定地说，如果自己以后有了一个容貌有缺陷的女儿，也会在十二、三岁左右就带她去整容，让她从小被世界以“漂亮”相视。
人皆有爱美之心，而审美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在现今普遍的外貌焦虑中，“主动去整容”和“被要求去整容”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家长习惯的“集权式”教育，逼着孩子做许多他们自认为有好处的事，但其中大多数都的确存在客观长远的益处，大至学习、读书，小至穿秋裤、吃蔬菜。
但这些分散到生活中的琐事都共享着两个基本特征：其一，除了养育的义务和关心本能外，对孩子的要求多多少少寄托了父母自身的某种寄托，或是未竟的愿望也好，或是出于私心的一点虚荣。
其二，学习、吃饭穿衣这等事，基本不涉及孩子的个人认识和自尊。
外貌是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当生养自己的人对这张脸感到“不满意”，成长过程其实很难对自身真正感到自信和满意。
除非变成父母“期待”的样子。
年一档综艺节目《完美告白》里，女孩苏醒宇哭诉自己的父母从小逼迫她成为明星，为此不惜一次又一次带她去整容，手术台上，由于她心率过快，医生不敢全麻，只能半麻，从很小的时候，这张“不好看”的脸就给她带来锥心般的痛苦。
长大后好不容易进入娱乐圈，摸爬滚打了足足九年，苏醒宇却也依然没能成为母亲期待的“大明星”，在圈内一直跑龙套，出演的也几乎都是丑角。
因天生容貌带来的亲子关系决裂，不能不说是悲剧。我们会发现，在“整容”这件事上，亲子之间的协商比起个体与朋友、与自己之间，难度甚至更大。
但当整容、医美这些词变得越来越普遍化、年轻化，它的接受度也会整体加强，很难想象有一天它甚至可以变得像吃饭一样寻常，对于未成年、刚成年的孩子而言，甚至像家长要求上补习班一样寻常。
想象这种图景终究是荒谬的，因为纵使不提医美对普通人的心理接受程度，多数医美项目存在的最大门槛，还是高额费用。
所以，胡妍在一线城市做整形医生七八年，经手过的年轻顾客，几乎都是本地人。
进入七月，没几天就到了今年被推迟的高考，胡妍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窗明几净，热浪瀑泄，她开始等待即将来临的漫长暑假，又一波“母女”整容浪潮席卷而来。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
南风窗记者肖瑶
编辑
*靖芳
排版
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