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玥超载于中读App勋哥比父亲还要大总得有两三岁的样子，但按老家的辈份算来，我们仍然得称呼他为“哥”。勋哥是村里的老牌“赤脚医生”，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自然村也是；再后来，集体慢慢的不再像集体的时候，勋哥依然没办法放弃自己的“事业”也随着“大流”开始单干，就在自己家那所砖瓦房里开了间小小的诊所，耕作之余继续为村里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只是卫生部门上的药材供应链有所阻断，所需药品只能自己去批发采购，也便启动了收费时代。
前几天跟前辈老钱还在讨论关于“赤脚医生”的问题，想想天天走乡串户活跃在田间地头儿的他们，尽管文化程度偏低，大多非科班出身，甚至连像样的医疗报告都难以成文，但依然无法否认他们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才”和“专家”：中药也好，西医也罢；不管内科，无论外科，老百姓日常犯个头疼脑热甚至不少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疑难杂证，竟也能在他们手里提前发现并药到病除，而且根本用不了几个钱，诸如头痛粉、安乃近还有大黄苏打片等等之类，有些甚至连药都不用，个把偏门土方就能解决大问题，更别说花个几七几八的。就算是这样的年月，在勋哥的接班人他的二儿子伟的小诊所里，平时感冒发烧肠胃不适也是几块钱就能搞掂的事。
每每说起这些，因为重感冒有医院就诊经历和深切感受的老父亲总是恨恨地说，在你勋哥那儿毛把钱就能弄好的事儿，在你们这儿，挂号，抽血，拍片子，折腾得够呛，吃的打的拎回来一大堆，一招呼就是几百块，净坑人！我亦哑然，心说，胎毛都没褪干净的小孩儿发个烧他们都敢看一次抽一次血的所谓化验，还有什么他们是不敢的？！再说了现在看病是个什么样子全国人民都知道呢。又不是单独对咱，还能咋的？！
于是常常很自然地想起在乡里住校上初中时候“长疖眼”，医院里说的麦粒肿，上眼皮上长了个包，红肿疼痛发胀；星期六回家时找勋哥，他翻开我的眼皮看了看捏了捏，然后在草堆里拣起一根麦秸杆儿，撕下一片干叶子，用带刺儿的叶边缘部位像锯东西一样在那个肿块上轻轻一拉，然后挤出一些带脓的血水，回家睡一觉第二天醒来睁开眼就好了一大半。现在你要看个麦粒肿，恐怕卖上一二百斤麦子的钱当药费都不够。
记忆中，父亲和勋哥的关系很要好，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他们共同经历了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只记得我们家里不管谁到勋哥那里去拿药，反正他是从来不要钱的。集体时候自然是，有点像公费医疗，呵呵。但轮到他自己单干时却依然是。我小时候也比较喜欢到他家里去玩，那时候，早已不再是“赤脚医生”的“赤脚医生”的他的诊所，早已经搬到他自己家临当街的后屋里。
他家后屋的西间南墙边横着个喂牛的石槽，门后挨着石槽的是靠着拌草棍的淘草的大水缸，槽后拴着老黄牛，老黄牛北边挨着后墙的角落里堆满了大堆预备喂牛的干草、秸杆等，草料堆旁边丢着一口似乎还冒着热气儿的大铁铡。这是那时候村里人比较典型的房间配置。重大不同的是，东间别人家里一般是摆张木床住了人，而勋哥家则是他的小诊所，在当街上老远就能闻得到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干净的酒精味儿。
就是在那间简陋的诊室里，我听勋哥讲过当年村办的小制药厂投产时的皆大欢喜，听他讲过大儿子考进省医学院的激动得意，讲过他在县卫校集训时全校上下如何的绞尽脑汁到处寻找被枪毙的无主犯人想办法拉回来解剖研究病理；还有他带着侥幸与懊恼地指着墙角里的淘草缸说盛怒之下如何在小女儿丕的脑袋上敲断了那根拌草棍时的心有余悸。
不知道勋哥最后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也不想给老父亲再提这个伤心事儿，所以一直没再详细询问。只知道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老父亲老母亲为了偿还我们兄妹几个那几年在外地上学欠下的巨额外债，那时候在荣姐、花姐他们的全力帮助下正在城关起早贪黑提心吊胆天天陪着已经满布皱纹的笑脸打理着那家小小的砂锅店。而勋哥的家里人后来对父亲说，勋哥临终的时候说的竟然是，想想这辈子，还是和廪大在一起玩儿的不赖。
廪是父亲名字里后面的一个字，“大”就是叔叔，而“不赖”则是相当不错的意思。父亲听说后的当晚，一个人喝了大半夜的闷酒。或许，这就是苦难岁月里那个年代人留给我们的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