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住院部到食堂的距离不足三分钟，只需穿过一个盛开已显颓势的小花坛，在水泥路拐角的地方路过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专卖丧葬用品的小店，再走几步就是一栋旧楼，墙体的细白条瓷砖已经破败不堪，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砸到脑瓜上。初秋的细雨中，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撑着雨伞，一路小跑着在旧楼前呈立定姿势时，已气喘吁吁，仰头看见面前的门洞上方写着两个大大的红字“食堂”。抱着儿子走进暗黑的门洞里，里面是狭窄逼仄的走廊，走廊尽头最里面一间屋子是用餐的地方。儿子拍拍胸脯，搂紧我的脖子，声音稚嫩地说，妈妈，我怕。心疼儿子，加快了脚步，说，不怕，咱们去饭饭喽。
坐定，环顾四周，这是陈设简单干净的小食堂，跟刚走进时各种食物混合的刺鼻气息相比，舒服很多。不知道是过了饭口还是大多数客人都把食物打包带去病房，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的正前方坐着短发女孩正声泪俱下地诉说这些年治病花了多少钱，父母遭了多少罪，邻桌的老人时不时地插一句，花再多的钱也得治，我早就把房子卖了等等。他们的对话是同病相怜的人才能相互体会的深深悲切，和无以言说的隐藏在心底的疼痛和无奈感。
点了一碗小米粥一个茶叶蛋和一碟小咸菜，在等粥的间隙，把儿子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坐着，他很乖，似乎也在安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女孩把最后一小勺粥送进嘴里的时候，看下腕表，匆忙地跟老人告别。老人说，好，好，有空再聊，我住六楼。我一激灵，被老人的“六楼”给震住了，六楼住的都是重病症患者，而我竟然还在老人面前看见一只二两装的空白酒杯。我看着老人喝得通红的脸，心想这人都病这样了还喝酒，心也忒大了吧。
粥好了，我一心喂儿子吃饭，他嗓子红肿，吃东西费劲，耷拉着眼皮，不耐烦地推我手，结果半匙已经吹凉的小米粥和碎鸡蛋黄不偏不斜全撒在我身上。看着儿子烧得通红的小脸蛋和因为扎吊瓶而淤青的脑门儿，任我多么疲惫多么难以忍耐，都无法发作脾气。我哄他，用尽办法，说尽好话，儿子就是油盐不进，反倒冲着老人咯咯地笑起来，扭头看见老人正努着嘴做鬼脸逗他呢。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顾不得狼狈样子，又重新拿起匙，带着哭腔对儿子——更是自言自语地说，快点吃饭吧，一整天光靠喝点奶怎么能有抵抗力呢？快点好起来吧。儿子的上下嘴唇仿佛被胶水黏住了，抿得紧紧的，好像喂他吃的不是粥，而是世界上最苦的药。我泄气了，心力交瘁地瘫坐在椅子上，任由儿子在腿上一点一点下滑，最后小屁股卡在椅子上，不舒服地直哼哼。
这时老人把嘴张得老大，发出“啊”的音，并且夸张地冲着儿子挤眉弄眼，那双写满沧桑的眼睛紧致地揪到一起，连起原本眼角深深的鱼尾纹，就变成了可以随时变换形态的小魔术道具。儿子一下子来了精神，小眼睛里闪着熠熠的光，也张大嘴巴，发出“啊”的音。老人冲着桌子上的粥努嘴，示意我赶紧喂孩子吃饭。把儿子抱起来重新端坐在腿上，趁着儿子跟老人“啊”的间隙，一匙软糯糯的小米粥稳当当地送进他张圆的嘴巴里。儿子把饭咽下，老人就“啊”，趁着儿子张嘴学的间隙，我就喂一匙，三个人配合默契，天衣无缝。直到儿子肚子圆溜溜的了，才长长地舒口气，忍不住摸他腆着的小圆肚，对老人感激地笑笑，不善于语言表达，就习惯了用微笑回敬对方的善良。老人腼腆地冲我点点头，不经意地拂了一下垂在额前的一缕头发，他的头发长及耳根处，却不凌乱，都妥帖地在各自的位置如守卫兵一样不会乱了章法。阳光透过铝合金窗户斜着打进来细长的光柱，光柱路过老人的脸，直愣愣地插在食堂的角落里。老人拇指和食指轻轻地转动空酒杯，仰起头看天花板，从我的角度看不见老人什么表情，只是凸起的喉结咕咕地响，在通红的脖子中间坚硬地挺着。我家孙子就不爱吃饭，他奶奶喂饭可费着劲呢，我就用这个办法问他学过汉语拼音a、o、e吗？他说学过，我说那你“啊”一个，他就张嘴，一张嘴我就喂饭，这个法子灵着呢。老人再说话，神情如常，与我打开了话匣子，好像是许久不见的老友。临走时，老人的手心在嘴上脆生生地亲了个响儿，手一扬跟儿子飞吻拜拜，露出整齐的牙齿，说，咱们有缘再见啊。
儿子的验血报告出来了，高烧引起白细胞超出正常范围许多，医生开了五天的药，需要住院治疗。早晨八点半挂点滴，十一点结束，拔了吊瓶，儿子像卸掉缰绳束缚的小野马终于可以随意跑跳，看他在走廊里跟着几个同龄的小病友抢球嬉戏，与之前相比精神许多，我心情也跟着像久旱的植物喜逢甘露，不仅仅是舒畅，简直可以说往生命里注入了新的希望，那力量可以无所不能无坚不摧，它支撑着剩下的日子都是充满活力的，像乐谱上的音符是跳跃的欢快的赏心悦目的，是可以用令人陶醉的悠扬动听的曲调唱出来的愉悦。
连续两天的细雨就像是上天为这个夏季做的无字证明，像在告诉人们，看，我真的来过了！医院做一次整体的清洁，在住院部通往前面门诊部大楼的通道上一排被修剪整齐青翠欲滴的榆树都“蘑菇头”模样的站着，每一片叶子都被雨水冲刷得珠烁晶莹，纹路清晰，有的上面还凝结着小水珠，转眼的功夫就不见了踪迹，或者滴进土里去做默默无闻的滋润，或者直接就钻进了树叶的嘴里，它馋了呢，想尝尝这个夏季最后一滴雨的滋味。一阵微风拂过扫去了往日的闷热，深呼吸，空气里竟都是带着湿润的香味。我拉着儿子的手顺着通道惬意地往前走，竟遇到了在食堂里逗儿子吃饭的老人，他拎着一袋今年的新花生正往住院部的方向走，低着头，急匆匆的。回病房吗？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个招呼。老人愣了一下，随即看见身旁的儿子，从错愕中回过神来就笑了。儿子尤其兴奋，还没等我们说话，就冲着老人张开小嘴“啊”个没完。老人略显得憔悴，至少看起来比第一次见面时疲惫，颧骨上面两个大眼袋里像是蓄满了水的肉袋，被水泡得从里到外都浮肿，衬得那双小眼睛在五官中极不协调地存在着，又不得不存在着，很有些无奈的感觉。两道浓重的眉毛向上挑了一下，红彤彤的额头上三道皱纹立刻变成了人为垒砌的沟壑，里面每一分寸都似携刻着岁月的沧桑。
突然有伸手去摸摸额头那微微堆起的肉楞楞，那么深那么长，该是用熨斗熨也熨不平的吧。老人看儿子的眼神里是长者对小辈的慈爱，那温柔的宠溺足够把一个孩童包裹起来放在嘴里含着，放在心尖上疼着，他食指弯曲，轻轻刮儿子白皙的小鼻头，说，我的乖乖呀，等吃饭的时候在“啊”。儿子痒得“咯咯”地笑着，老人也笑，边笑边说，我的孙子。应该也蛮好的。他抓了一把花生放在儿子手里，尽管我一再推脱不要，儿子的一双小手早就在下面摊平接着呢。可就算两只小手握在一起也攥不住，花生从手指缝中调皮地蹦到地上，老人弯腰去捡，阳光柔和地打在他弓着的脊背上，随着虾米一样的弧度微微凸起的脊椎骨隔着纯棉的黑色衬衫还是很明显，弓着的身形看起来更加瘦骨嶙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老人手指灵巧地弹花生上沾染的细微泥土，又捧着用力地吹几下，才放心地拉开儿子裤兜的拉链，小心翼翼地装进去。
与老人告别，相向而行。医院进出的行人当中，每个人都神色匆忙而急切的模样，紧绷着脸，眉头微皱，像是去赴一场极不情愿的约会。我在他们慌乱空洞的医院时自己的影子，深深的恐惧像潮水似的一波一波地侵袭心头，我是个无神论者，却在儿子高烧不退的时候内心里真诚地祈求过所有管事的神灵保佑儿子及早恢复健康。现在儿子平安无事，心也跟着平静下来，医院环境总是使人压抑，每个人都好似佩戴着面具，上面清楚地写着“满面愁容”四个字。就在我内心快被某种情绪压制得快透不过气的时候，一对年轻男女走过我，男人一手托着女人的孕肚，一手揽着她的腰，小心细致地搀扶着下台阶，女人满脸幸福地跟男人耳语几句，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扣着小锅似的肚子，发自内心地笑了，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我看了看一路跟着我散步的儿子，乖巧懂事地站在旁边，就算走累了也没有欺负我抱着，抚摸着他头顶，内心终于豁然开朗，当用心去感受，在老人，年轻男女和每一个路过的人身上都潜着希望和深深的企盼。
八月八号，立秋。在家乡立秋的节气有贴秋膘的说法，于是中午早早地领儿子去食堂，很奢侈地要了一盘红烧肉，这几天喝粥喝得浑身无力，立秋了无论如何也是要吃点肉，也是为儿子即将出院做庆祝。
再给我倒半杯，老人指指墙角边不起眼的白色酒壶说，我还要那个两块钱一杯的。老人每天也在食堂吃饭，所以这种巧遇既是偶然其实也存在着必然性，我已不再惊奇了。显然是老人先看见了我们，桌子上的粥碗已经空了，小碟里只剩下几根苏子叶咸菜，对着刚端上桌的半杯白酒一副嘲讽的姿态。我想老人今天比往常多出来的半杯白酒是为了逗儿子吃饭，为了在饭桌上多停留一会才格外要的吧？我跟老人打过招呼，不解地问，医生让您这么喝酒吗？老人嘴里打着节奏正在逗儿子吃饭，他抬起头，抿了一口白酒，嘴角抽搐了一下说，啊，我是陪护，有病的是我儿子，膝盖骨结核，已经十年了，光治疗费用就这个数，老人伸出一巴掌，五根皱巴巴的手指像枯树枝似的最大限度地张开，骨节变形，像个模型一样支在饭桌上。他说，五十万。我惊讶地长大嘴巴，不知道说什么好，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这样残忍的事实。
“啊”，吃饭喽！假装很平静地继续喂儿子吃饭，一边劝老人，我说人生总是经历许多坎坷曲折，不管发生任何事总该坚强面对。老人还是那样慈爱的笑容，夹了一根咸菜，就着一口酒，语气平和地说，我就是个犟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总是要往前走下去。老人笑盈盈地逗儿子，间隙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关于他儿子和他儿子的病情，那神情和语气安静沉稳地就像讲诉哪个遥远陌生人家遭受的灾难，无起伏波澜，这如晴天霹雳的灾难像把锉般十年来在老人的心尖上打磨，是怎样的流血疼痛才使老人练就了在人生的如此重创面前还依旧温润如玉的脾气秉性。
妈妈，饱。儿子拍拍他鼓鼓的肚子，又故意往前腆腆。老人仰起头，玻璃杯里剩余的酒一饮而尽。这哪里是喝酒呢？明明是往肚子里倒酒啊，也许是把酒当成了肚子里愁苦的解药了。老人撂下酒杯，嘴角像被什么力量使劲地往腮帮子那儿拉扯，露出整齐的牙齿，脖子上青筋暴起，发出一长串“嘶”的声音，我听见从齿缝中溜进去的风和口腔里的唾液一起咽进喉咙发出的咕噜咕噜声。老人突然痴痴地看着儿子好半天，临走的时候说，我儿子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好着嘞，比他还淘气，就一晃的功夫长成个大小伙子了，精精神神的招人稀罕啊，比我还高。
食堂收拾碗筷的大姨冲着老人走的方向叹息地说，这个老头命苦啊，听说他女人知道儿子生了这治不好的病，早就卷铺盖走人了，剩他这个老光棍又当爹又当妈地伺候这个病孩子，早都倾家荡产喽。阿姨出出进进好几趟，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像在跟我讲又像自言自语。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跟老人在食堂见面，他兴致勃勃地讲孩子奶奶喂孩子吃饭的情景，那么温馨和谐，其乐融融，就像真实存在一样。我不责怪老人撒谎，那在大多数老人身上都会经历并参与进去的生活琐事对老人来说该是最向往最梦寐以求的吧，不过是对着陌生人用口述的方式讲出来罢了。我领着儿子走的时候，桌子上的红烧肉一块没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不下去，闪过一丝后悔的念头，没有邀请老人一起吃，可是性格如老人，他又怎么会吃呢！
儿子出院后的一段时间，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医院的点点滴滴，儿子吃饭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地想到老人，那天该告个别的，至少要告诉他我们要出院了，不然他再去食堂吃饭却总看不见儿子，也会有一点小失落吧。而人生总是充满奇遇跟惊喜，我没想到竟跟老人还有一次交集。
在某个周一，医院给儿子办理医药费报销。农合和医保的报销窗口在门诊部大楼四层，医院领导办公的地方。老人就在楼梯口正对着的办公室门口站着，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手里卷着类似病志的资料，规矩地站着听面前的一个男人说，院长出去办事了，你先走吧。老人胳膊垂在笔直的裤线处，佝偻着背，脖子往前使劲梗着，生怕听不见对方的话。老人微微张嘴，刚想再说什么，对方已经关上了门，他呆若木鸡地立在门外像个雕塑，直到我跟他说话，他才回过神来，扭过头冲我僵硬地笑笑，说，你怎么也在？一股刺鼻的酒气随着老人一吐一吸地直冲我袭来，五脏六腑立刻汹涌地翻腾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后退两步强忍着想吐的欲望说，来给儿子报销医费，还没找到是哪个办公室。老人说，我帮你找。推迟不过，就只好跟着老人一起顺着走廊找，之后他在外面等我办完事情，又一起下楼，出了电梯出了一楼大厅在外面的空地上，我们面对面站着，我问他儿子病情怎么样了。老人的眼圈红了，他挥动着手里的资料，激动地说，孩子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透析无望。怎么会这样？我问。老人哽咽着自顾自地说，骨结核不要命啊，这个病他是要我儿的命呀。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久才问接下来怎么打算。老人一脸窘态，一阵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发根处刚刚生长出来的一截白茬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刺眼，他把最碍事的一绺头发掖进耳后说，我们已经拖欠很多医药费了，医院开始撵我们了，可我们没有地方去，医院住着。老人脸上竟有了一丝无赖般的神情，他固执地说，医院了，不行就让警察把我和儿子抬到警察局吧，孩子病情严重了，医院来，就是死，也得有个地方吧。下一步我准备去找县长，找民政，找残联。老人低头用脚碾了碾地上枯黄的柳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再抬头的时候已经老泪纵横，他哭着说真是没啥招了。
跟老人告别的时候，我说了几句苍白无力的话如别着急上火云云，老人点点头，偏着肩膀，有点头重脚轻地往前走，渐行渐远。望着老人单薄瘦削的背影，鼻头酸酸的，突然想起来竟然忘了问他的名字。